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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学科评议组，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领导下的专家组织。每个学科评议组的成员，都是学科内最顶尖的几位专家学者，他们引领了本学科的前进方向。而在当下第七届世界史学科评议组的9位教授中，便有来自天津师范大学的侯建新教授——他亦是本届评议组的召集人，曾担任第五届、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。侯建新，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，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，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会长，南京大学特聘教授，曾是剑桥大学高级客座研究员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客座教授。在我国史学界，他无疑当下是最为重要的学者之一。而在这些成就的背后，是他三十余年来守望学术，传承文脉的信念。

一、立足现实，守望学术

在今天，学历史并不热门，但对当年的侯建新而言，学历史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那一代人经历了建国之初的种种艰难困苦，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发展，有着难以磨灭的热情和关切。太多问题萦绕在他们心中：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，为何后来落后于西方？当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飞速发展，为什么我国却在经历种种苦难？而在他看来，从历史中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。1978年，侯建新考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系，开始走上了治史的道路。

《资治通鉴》之名，取意于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。而对今天的历史学者来说，不仅能从中国的历史当中取鉴，也能从外国的历史中得到启发。侯教授研究的重点是西欧历史上——特别是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英国历史。西方是怎样发达起来的？遇到过哪些问题，又是如何解决的？要搞清楚这些问题，英国作为西方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，无疑是最好的研究标本。但是，尽管研究的对象是西方，可问题是基于对我国社会现实的关怀而提出的，最后再落回到这些问题上来。早在1991年，侯教授撰写《现代化第一基石》时，就在主要介绍英国史的同时，用了1/3篇幅兼论中国明清时期的状况并进行比较。此后，他又先后出版了两部比较研究的专著和一系列高水准的学术论文。从那以来，关注中西历史的转型问题，并最终着眼于我国的社会现实，成为侯教授始终不渝的学术追求。正如上世纪90年代《光明日报》一篇评介他的文章所说，他的一切学术努力，“最终是为了中国”。

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，我们对于外国的历史文化，依然知之有限，更不要说改革开放之初。在治学过程中，侯教授就发现，对于外面的世界，我们不仅有许多不知道的东西，还存在许多误解：一句刻板的“黑暗的中世纪”，将欧洲史上一个重要而漫长的时期一笔带过，也抹煞了其中所包含的许多伟大的变化；我国的封建社会和西欧的封建社会明明存在着许多差异，却因为被贴上同样的标签而被长期混为一谈；凡此种种。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，侯教授笔耕不辍，精品迭出，先后发表了多部专著和百余篇论文，被称为“史学界翘楚”。其中，《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》和《当代西方史学流派》，更是在2007年被教育部推荐位全国研究生教材。早在1995年即获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，3次获得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（第五届、第九届、第十一届）。2012年，天津师大首次获得国家重大招标项目，该项目“欧洲文明进程研究”正是以侯教授为首席专家，并汇聚北大、中国社科院等12所高校与研究机构当中的相关优秀学者来共同进行的，现已顺利结项。

时至今日，侯教授依然保持着对学术发展与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，仍然在不断发现问题，思考问题，撰写文章。不写空话是他的座右铭，拒绝平庸是他的学术原则。在他看来，尽管工作大多都是辛苦的，但人活着，总要有一种精神和信念，而正是有着守望学术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推动了他不断前行。

二、爱惜人才，授业解惑

侯教授在学术界拼搏驰骋，锐意进取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也始终保持着一名教师的本色，深受师生们敬重与爱戴。在三尺讲台上俯首耕耘三十余年，他的人生始终与教书育人相生相伴，“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”是他几十年教师生涯朴实而光辉的写照。

在科研及管理工作十分繁重的情况下，侯教授仍然坚持教学，指导博士生、硕士生。在课堂上，他讲课感染力强，视野宏大，中西融会。比如说到英国历史上的农民问题，他也会提及过去中国的情况进行对比，打开学生的视野，启发他们进行思考。他坚持“以人为本”的教学理念，将学生看作教学过程的主体，把开发智力、启迪思维、培养创造力作为最重要的教学目标。多年来，他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教学，力求把“专”与“博”结合起来，他精研讲课艺术，注重课程讲解的针对性、启发性和互动性，深受学生喜爱。在课堂下，侯教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，非常注重激发学生爱国心、社会责任感。他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，鼓励他们从社会现实出发思考选题的意义，并且多次强调：我们研究的东西首先是要给咱们国民看的，政府官员看的，要让中国人能看明白。这些年以来，他培养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博士和硕士，一些已经成为985高校骨干教师，受到用人单位高度评价。其中，他指导的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分别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，多篇获其他奖项。侯教授本人也先后获得“天津德业双馨十佳教师”、全国优秀教师、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。

比一般人考虑的更远，侯教授很早就关注本科教学，并将其和后备人才培养结合起来，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。经过多年策划，为强化外国语言训练，2005年实现了师大世界史本科单独招生，2015年联盟外国语学院举办“世界史-外语”双学位班，第一届毕业生即将走向工作工位，或进一步深造，成为世界史学科后备军。正如侯教授十几年前倡导并亲自命名的《小荷》一样，这是历史学院研究生自编学术刊物，经十余载努力已小有名气。他认为学术人才和学术团队培养是长期的，是“润物细无声”的，而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正是他对后学的殷殷期许。

不仅如此，侯教授还特别关注学术普及和基础教育工作。在过去的世界史教材中，对于一些重要问题论述不足，认知上也存在问题，比如之前说过的欧洲中世纪的问题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，作为全国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修订组第一召集人，侯教授经过数年艰苦工作使课程体系更加系统。与全组专家一道出色完成既定任务，高票通过教育部专家组验收。并且，受教育部委托，他还主持完成了全国义务教育《世界史》教材的编写。作为唯一中学通用教材今年秋季已在全国发行使用。

三、筚路蓝缕，传承文脉

学问做得好，学生教得好，侯教授作为全国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，已经很好地尽到了自己的职责。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，而是不计名利，又把大量额外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了学科建设当中。与当下的个人成就相比，他更着眼于未来，着眼于学术团队的建设，以期能为学科发展做贡献，传承文脉。

在我国，历史学并不是大红大紫的热门学科，世界史学更是如此。尽管当今世界史学科有很大的发展潜力，既有需求又有空间。但直到几年之前，都还不是这样的一番光景。改革开放之初，只有3个与世界史有关的二级学科，而到了1997年，这3个二级学科还被合并成了1个，使世界史学科人财物的份额大大压缩了，对于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前景不啻为一场重大的打击。

面对这种环境，又顶着繁重的学术研究、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，侯教授仍抱有一颗赤子之心，不遗余力地为史学界的发展与繁荣贡献着力量与智慧。一方面，侯教授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，凭着对国际史学发展方向的高度敏感，在我国率先倡导介绍欧美新兴学科“经济-社会史”，并成功实现了本土化。他深知历史研究可以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思想资源，并坚信学术研究要有创新意识，要为现实服务。因而在1999年，率先成立全国第一个经济-社会史研究中心，创办了专业期刊《经济-社会史评论》（季刊）。2010年，研究机构欧洲文明研究院在该中心的基础上组建起来，并于同年获批天津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。另一方面，侯教授一直倾注于对史学界未来力量的培育与扶持工作，尤其注重从心理疏导、思想引领和职业发展规划上为中青年教师提供关怀与帮助。他倡导并组织实施的旨在促进中青年教师健康成长的专题“学人教育”活动，真正把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送进青年教师心中，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工作为事业发展保驾护航。他说：“学者要有学者的样子”。“不仅更新知识，也要净化心灵”。要拒绝诱惑，一心寻道，“要有荒漠打井精神，不见清冽甘泉不住手”。他以团队发展为己任，带动班子其他成员为学院发展尽心尽力，经过二十多年逐渐形成了一个年富力强、和谐奋进的学术团队，谋求群马效应。该团队有知名学者，也有学术新锐，其中有若干名来自著名高校的一线教授。良好的学术声誉和团队氛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在侯教授的指导下，天津师大的史学建设，在十几年间成绩斐然，目前拥有世界史和中国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，设有世界史和中国史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。形成了从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到博士后的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，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之一。随着我国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日益紧密，世界史学科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凸显，最终在2011年国务院学科目录调整中被升为一级学科，生存空间得到了大大的提升，其中包含侯教授在内的历史学人的共同努力。而在侯教授的多年经营下，天津师大的世界史学科也“走在了春天里”，很早即获批天津市重点学科和重中之重学科，现为“天津市一流学科”。在教育部最近一轮全国学科评估中，天津师大世界史学科获的第六名（并列）。正如侯教授常说的，“以学术相许就要甘于寂寞，干出成绩就要境界高远”。他始终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，也是回报社会和国家的平台。多年以来，他正是以此为鞭策，并亲身践行，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，史学界的繁荣，乃至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。